甲午前后中日国民心理比较

19世纪后期，虽然中日分别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，但在改革动机、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，对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心理影响也大相径庭。

每当中国强盛时，日本就将中国视为“文化之邦”，并学习模仿；每当中国衰落时，日本就将中国作为“肥美之羊”，伺机掠夺。自宋朝以后，日本对华的心态错综复杂，幕府逐渐摒弃了“慕夏”情结，试图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“大君外交体制”。18世纪初叶，日本开始视中国为“恶邻”，妄称日本代表“文明”、“开明”，中国代表“野蛮”、“黑暗”。同时，日本又对中国存有畏惧。中国虽饱经战火摧残，历经朝代更替，但在军事、经济实力上，依旧是东亚之首。然而，在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中，日军轻松获胜。这使得日本仰视中国的从属心理和臣服心理瞬间飞散，代之以急剧膨胀的大和民族意识。

甲午战前，中国官僚士绅普遍沉浸在“同光中兴”的虚假兴盛之中，盲目虚骄自大，称日本为“蕞尔三岛”、“东夷小国”，只要“临以天威，螳臂挡轮，其何能久？”战前，清朝内部主战呼声较高，期望通过对日一战，“杜列强之窥伺，振中国于富强”。但是，这种盲目自信是建立在对日本“经明治维新，国势骤强，然犹未知其可畏”的基础之上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作战准备迥然有别

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关乎战争全局的走向。日本处心积虑、精心准备；清政府则轻视敌人，主战但不全面备战，导致被动，仓促应战。

甲午战争并非偶发事件，而是日本蓄谋已久之举。为消除普通国民对军事扩张的顾虑心理，明治政府诱迫民众信仰“神道”，尊天皇为“活神”，广设“神社”，让国民“参拜”。1879年，又将“东京招魂社”更名为“靖国神社”。明治政府通过这种精神诱惑，使日本民众醉心于对外扩张。战前，日本已对战争进行了充分预估，并进行了周密准备。

相比之下，北洋舰队对日作战的心理准备严重不足。丰岛海战后，官兵上下弥漫着恐战、怯战情绪，贪生求全，一味避敌畏战。自保心理严重，陆海军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同作战。在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的作战中，北洋舰队没有主动采取攻击行动，而是被动防御。在困守刘公岛的最后阶段，众多士兵多次聚集码头，哀求生路。散兵游勇胡乱发炮，岗哨空无一人，刁蛮士兵甚至威逼丁汝昌向敌投降。

战争对两国产生不同影响

甲午战争对中日的政治体制、军事变革等方面影响深远，尤以社会心理的影响最深。

战后，日本各个阶层陶醉于战胜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，使用“支那人”、“枪果佬”、“豚尾奴”、“猪尾巴”、“中国马鹿(混蛋)”等词语，对清朝民众进行侮辱，以发泄曾经的对华自卑情结和被欧美压抑的情绪。在获得军事扩张的巨大利益后，日本的民族意识与军国主义思潮迅速合流。在军国主义教育下，日本国民陷入集体狂热之中，战争支持率迅速上升。右翼势力打着“忧国忧民”、“爱国尊皇”等旗号，投身到大陆扩张之中。在随后的日俄战争和满蒙独立运动中，他们与日本军部密切配合。

当割地赔款成为既成事实之后，清朝士绅的心理经历了剧烈震荡，传统的价值观念、伦理取向和行为模式进一步分化。固有的大国心态被打破，官僚士大夫认识到，“求和将一失台民之心，二失国人之心，三失军心。民心一失，何可复收？”为消除“肘腋之患、肢解之患、财竭之患、离心之患”，士绅阶层逐渐抛却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态，意识到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险境，力主“远效越吴，近师普法”。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，中国这只东方睡狮大梦初醒，自觉走上了救亡图存之路。